44年中共冀东核心机密泄露，特工双臂中弹被俘，招供：他是地下党

1944年10月16日，中共冀东特委行署和军分区的主要领导聚集在河北唐山丰润县皈依寨召开扩大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对于展开大反攻的相关指示，参会人士都是冀热边区的中流砥柱，规模空前。

当天晚上，军区侦察员跑进中共冀东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的房间，此时，中共冀东特委宣传部长吕光和特别秘书长李杉也在屋内焦急地等待着侦查员的情报，据情报显示，日军近日向丰润县移动，似乎目标正是这次会议人员。

此时特委机关会议马上就要结束，还有最后的收尾阶段，关于是否马上转移，周文彬、吕光和李杉商议了十分钟，随后发出了指令“出发！到南边的李庄子”。

第2天清晨，驻守在李庄子的二连正在街心下操，突然从街西头响起了机枪声，呼啸的子弹迎面而来，二连有些措手不及。在浓雾中，接近李庄子的日军没有给战士没有任何思考的时间，二连战士立即脱下机枪衣，摘下大枪，顶着子弹向街西冲了过去。

此时的周文彬听到了枪声，冷静地听着枪声的远近、密度和方向，并派出侦查员继续侦查敌情。不久，侦查兵汇报“西面与敌人接触，东、南、北三面平静无事”。

不一会，地委书记丁振军来了，周文彬和丁振军一商量，果断下令“通知二连，机关转到杨家铺，二连给我守住阵地，一小时内不许敌人前进一步，一区队一连占据北山，给敌人一个侧击”。

杨家铺位于李庄子北面三华里，四周围都是小山头，周文彬在村子里仔细地研究着敌人的情况，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下令“大家到北山上去，在山坑里隐蔽，不要慌，只是一面敌人，我们能够取得胜利”。

可是当我军开始转移时，敌人的机枪从四面八方逐渐密集起来，很快传令兵再次汇报，“敌人实在太多了，一区队二连已经三面受敌，打算撤离到前面第1个山头。”此时的周文彬依然十分镇定，他说道“一区二连撤到了第2个山头，布置新的阵地，但是要让干部们安全撤走”。

随着战斗的打响，四周都发现了敌人，人数估计在5000人以上，而我军全部人员不足700人。周文彬很快决定往南冲，北面地势不好，南面的干河沟可以隐蔽一些，从来路的山口中冲出去，并让通讯员迅速联络丁振军。

没过多久，通讯员眼含热泪跑了回来，悲痛地说“丁振军同志牺牲了”，这个消息让战士们都震惊了，周文彬压着满腔怒火说道“不要过分难过，情况不容我们沉痛哀悼，要保存自己，为了复仇，为了胜利，向南冲出去”。

在突围过程中，由于敌众我寡，子弹像雨点一般落在同志们的身旁，一些同志倒下了，另一些同志们又冲了上来，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整个山沟里血流成河。

战斗中，只听“砰”的一声，一颗子弹打中了吕光的左肩，他的肩膀顿时鲜血如流，染红了军绿色的军衣和脚下的石块，他赶紧扯下一块裹腿包扎好伤口，继续往前走，而他的爱人俞芳同志则直接被一颗子弹打中胸膛，不幸牺牲。俞芳最后一句话说“同志们，请告诉吕光，我已经不行了，希望你们安全”。

可是身负重伤的吕光也没有突围出去，因为失血过多，吕光昏迷了过去，同志们只能在周围掩护他，当吕光醒来后，他实在不愿意因为自己连累同志们突围，于是果断拿起手枪，射向了自己的胸膛，吕光和俞芳一同牺牲在了战场上。

随着周文彬的号令，战士们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200多名战士的声音和枪声震荡着整个战场，文件也熊熊燃烧了起来。

在交战过程中，还有一位红色特工名叫任远，他的右臂被机枪子弹射中，血流如注，旁边的警卫员赶快用毛巾堵住了他的伤口，可是鲜血依然不断地从内向外不断涌出，警卫员想要架着他完成突围，可这时任远的左臂再次被弹片击中，任远很快陷入了昏迷。

这场战争就是著名的杨家铺突围之战，战争中周文彬，李杉，吕光，丁振军，王少奇等430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这是我冀热边地区震惊中外的惨案，鲜血染红了这片燕赵大地，谱写了英雄儿女英勇抗战的壮烈诗篇。

除了牺牲的430人外，还有重伤的俘虏150人，只有120人完成了突围。惨案发生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痛心地指出：“杨家铺战斗是我军在华北抗日战场上的一次罕见且损失重大的战斗。”

当任远醒来时，眼前的一幕让他心惊胆战，身边都是日军，自己也被绑在了一个担架上，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已经被俘。涌入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该如何尽快结束自己的生命？”

任远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被俘人员中级别最高的中共官员，任远很清楚，死亡是对自己的解脱，也是保守党组织秘密的最佳方式。

任远

任远先后担任过晋东北地委、平北地委情报站站长，由他组建起了东北情报联络站，因此任远掌握着很多重要的情报。对于一位资深的红色特工来说，任远知道“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背叛自己的底线，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坚守自己的理想”。

不过任远因为失血过多，两只手已经无法抬起，于是他看向了旁边正在关押他的鬼子，挣扎着坐了起来，向对方说道，“能给我点凉水喝吗？”。

此前有人告诉过他，受伤之后喝凉水容易加速死亡，可是鬼子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喊道“你的，凉水不给，自杀，别想！”

任远计划落空，只能伺机再找其他的方式自杀。因为身穿干部军装，任远被“特别照顾”，被关押在一个马厩中，还有4个抬担架的人和他待在一起。

到了晚上，任远突然想起自己胸口有一个隐藏的小口袋，里面存放着重要的情报和联络代码，估计是鬼子搜查时太过匆忙，只是拿走了他的钢笔和枪支，没有发现这个重要的情报。任远当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努力地将自己的双手抬起，想要去解自己的衣扣，将情报拿出来，可是他发现自己的手指根本使不上力气，于是他推动了一下旁边的人，跟他说“我的身体不大好受，你能不能帮我解一下扣子”。

那人没有怀疑，直接帮他把衣服扣子解开，任远等着这人睡着之后，缓缓地将胸口的笔记本掏了出来，然后将机密事项的内容全部撕下来，一张一张的送到嘴中，嚼烂、吞下。

第二天，任远才发现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150名八路军，他们一同被押送到了丰润县城，一开始，任远声称自己是警卫连连长刘建华（当时刘建华已经牺牲了）。可很快，日军找来了特务叛徒张铁安到监狱对其进行辨认，随后鬼子知道了任远是冀东军区联络部的负责人，化名为刘杰。

当鬼子知道了任远的身份后，日军1420部队的宪兵队长川上大尉亲自来监狱进行提审。当时，任远心中始终有个谜团，就是为何我军会突然受到日军的攻击。

杨家铺战役图

听到这番话，任远还是相当震惊，情报的泄露造成了我党极其重大的损失，然而我军对于如何泄露的情报却毫不知情。

当天，川上要求任远为日军卖命，被任远严词拒绝，但任远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自己双手没有力气，无法自己吃饭，想让李永同志给我喂饭。李永是任远的交通员，敌人想要从思想上“感化”任远，所以答应了这个请求。

回到牢房里，任远的内心经历了更加激烈的斗争，他害怕自己经受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于是他决定让李永帮助自己自杀，当天夜里，他叫醒了李永，告诉他“敌人已经查明了我的身份，肯定不会放过我，我出不去了，为了保护党组织，免除同志们可能遭受的危险，我决定一死，我现在命令你用那根挂毛巾的绳子把我勒死，要快”。

李永很难过，他劝任远“首长，你不能死，一定会有办法的。”

与此同时，任远在墙上写下了“以身殉难”4个字，还写了两段遗言交给李永，想让他有机会出狱后交给李运昌同志。此时的李永已经泪流满面，面对坚决的任远，李永颤抖地将毛巾绳取下，套在了任远的脖子上，用力勒住了绳子，很快任远便失去了知觉。

可是不久后任远恍惚中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原来在任远被勒紧脖子的时候，出于身体本能，任远的双腿不停地敲击地面，发出了较大的声响，再加上李永实在不忍心勒死自己的首长，于是绳子一下子松了下来。

监狱看守看着很快发现了李永想要勒死任远的情况，他们把李永拖了出去，关在了另一个牢房里，任远的自杀以失败告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日军加强了对他的监管，有专门人员负责看护任远，防止其再次自杀。

此时，任远又想起了在延安接受特工培训时，潘汉年讲到的一段话，他说

想到了潘汉年的这段话，任远决定利用敌人急切想要获取情报的心理，提供假情报并借机铲除潜伏在我军的敌方人员。

有了充足的思想准备后，在随后的日子里，任远逐渐表现出了想要和日军合作的态度，这个态度的转变让日军十分满意，于是他们开始试探任远的诚意，任远早就精心编造了一份地下情报网名单，这份名单涉及到了具体的人名、代号、联络方式、具体任务、建立时间等等细节，由于太过详细，以至于让审问他的川上大尉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没有想到在伪满洲国内竟然渗透着如此多的地下党组织。

可是有些情报可以伪造，但有一些情报却并不好编造，因为敌方对我军也有很深的了解，因此任远在进行交代时提供了几个自己知道对方是假装革命的日伪人员，意志并不坚定的革命分子，还有自己被捕后会马上转移的联络点，以此来迷惑日方，取得其信任。

在一次审问中，任远还特意提到了时任山海关警备团团长张爱仁。1943年春，张爱仁看到日寇的势力逐渐萎缩，想要投靠我军，春节时，任远化装成商人前往张爱仁家中，传达了李运昌司令对其招降的意见。

可当时由于我方情报通讯员王琛叛变，导致任远不得不紧急转移，失去了与张爱仁的联系。而随后日本特务头目武田对张爱仁进行了危险恐吓，以至于张爱仁再次叛变。

当时任远并不清楚张爱仁叛变的事实。当任远再次联系到张爱仁时，张爱仁声称自己无法再隐蔽下去，准备起义，要求八路军在平市庄进行接应，任远将此事汇报给了李运昌司令。

李运昌认为此事真假需要慎重，防止上当受骗，于是任远多次给张爱仁布置任务，张爱仁为我方提供了军用电池、药品、弹药等物品，表现得十分积极，增加了任远和党组织的信任。

经过研究，同意张爱仁以外出扫荡的名义将部队拉到秦皇岛，在柳江煤矿集结宣布起义，李运昌司令员带领警卫部队和县游击大队进行接应，曾克林团长率领12团主力部队进攻秦皇岛、北戴河，配合张爱仁起义。

1943年9月16日，任远为了防止突发事件，又派出侦察员在秦皇岛附近进行侦察，结果发现在秦皇岛、北戴河、海阳镇附近，又增加了敌方的几个团兵力，对平市庄形成了包围圈，由此证实张爱仁发生了叛变，李运昌得到消息后立刻命令部队西撤，避免了敌人对我军的包围。可是在撤退过程中，情报站的文书陈敏还是不幸牺牲，年仅18岁。

这场全歼冀东12团主力的阴谋彻底破灭，任远再次把情报站进行了转移，而张爱仁则成为了他一直想要除掉的汉奸。

为了加深日军的印象，任远还将张爱仁的心腹、叛徒江东描绘为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络员，其实江东已经被我军秘密处决，可是任远却说“他是在杨家铺突围时为了保护我，所以才壮烈牺牲的”。

由于这些情报真真假假，日方并没法逐一核实，于是本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态度，最终日军将张爱仁关押了起来，送到了东北进行劳改，张爱仁之后的处境十分悲惨。任远利用反间计成功地铲除了这个内奸，可谓大快人心。

任远还供出了与中共保持着密切商业联系的山海关日军特务机关队长武田，他也就是逼迫张爱仁重回日本人怀抱的关键人物。1943年9月，日军对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当时冀东东北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赵濯华得到消息后，躲到了抚宁县小河峪后山上，可是因为突发心脏病，一直高烧不退，警卫员张保身将他背到了伪保长郑子珍家。

当时郑子珍叛变，出卖了通讯员杨炳康，当杨炳康外出买药时，被日军抓获，为了营救杨炳康，榆关伪大乡长杨筱波、深河伪大乡长高志成等地方土绅拿出了30两大烟土送给特务头目武田，最终将杨炳康保释出来，武田见利忘义，让杨炳康替他穿梭在日军和共产党之间谋取情报，谋取暴利。

任远知道这一情况，将武田供了出来，于是日本宪兵队根据这份口供，查明了武田出卖日本宪兵队的事实，以“勾结共党，损害帝国利益和贩卖烟土”等罪名，将武田逮捕押送回日本，并在军事法庭上判处了死刑。

因为任远不断地提供这些情报，导致日军对他逐渐放松了警惕，给他安排住在唐山市富商苗圃如家，这是一个十几个院子组成的大宅子，里面关押了不少投敌的汉奸。

任远虽然获得了一定自由，但实际上仍处在敌人的特殊监管范围内，可日军并不知道这附近还有一个我军的秘密情报人员，他是张家声，之前因为掩护冀东党委书记李楚离被捕，出狱后一直谎称与党组织脱离关系，实际上却暗中依然从事着地下工作，其真实身份是唐山情报站站长，与任远保持着单线联系。

1945年2月17日，日本大佐将任远叫到了办公室，要求他主动对外公开投降日军，否则将对他处以极刑。任远表面上答应，但他不可能公开背叛组织，于是决定伺机逃跑。

王新民

第二天一早，任远敲响了张家声家的房门，可家中无人，这使得任远的计划落空了。正当任远准备离开时，他突然想到在旁边的住宅中有一个叫王新民的共产党，曾经被捕变节过，但其后又回归组织怀抱，曾私下告诉过任远“组织曾要求我配合，对你进行营救，如果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可以来找我”。

在万般无奈之下，任远只能赌一赌请求王新民的帮助，他敲开了新民的家门，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王新民听完了任远的叙述后，决定由他来掩护任远出城，由于时间紧促，他无法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和妻子离开。

在临行前，王新民的妻子拿出了一个戒指送给王新民，告诉他“如果以后想他了，就看看这枚戒指”。

王新民随后找到两个车夫，将他们送到了城北，两人下车之后又行走了七八里路，到达了丰润公路，随后改由小路步行，在这一路上，他们也遇到了日本的宪兵队的盘问，王新民自称是开滦煤矿矿务局员工出外催货，利用假名片躲过了敌人的盘问。直到下午4点，两人走到了刘家营根据地，终于脱离了危险。

解放战争之后，任远先后任冀东十八地委、冀热察区党委社会情报科科长、南口军管会副主任、北平市公安局二处任侦察科科长、副处长等职，专门负责抓捕国民党的潜伏特务。

解放之后，任远还担任过铁道部公安局二处处长，曾秘密护送过毛主席访问苏联，1984年任远正式离休，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

2019年9月30日，任远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100岁。

任远的一生颇为传奇，作为地下工作者，任远一直在冀东从事着情报工作，也发展了很多我党忠诚的情报工作者。1945年的这次经历并没有给我党带来任何的损失。不过却由此让任远接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查，不过幸好最终任远恢复了名誉，获得了组织的认可。

任远的一生正印证了这句话“哪有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在负重前行”，他时刻提醒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向任远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