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续写 • 房

七月续写•房

◎王仁兴

时光留不住，感慨万千；年华已渐老，岁月清浅。

上月撰写的《六月忆父•房》一文，在《乡愁江阴》平台刊发后，竟然有两千多人阅读，而且还有三十几位热心读者写下了令人感动的真挚留言。一篇忆旧小文章，能让这些不同年龄层读者代入自身的生活经历，引发感同身受的共鸣，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当然，同龄人的反响尤为强烈，他们的建房经历同样充满荆棘，坎坷到不忍回首，都有刻骨铭心的痛楚。我一直认为，写点回忆过往的生活片段，肯定不是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黄钟大吕；也不是谄媚权贵阿谀奉承的秋蝉时鸣；更不是花前月下的郎情妾意，或者风花雪月的闲适吟咏。我只想打捞亲身经历的生活点滴，以文字而志过往，用书写且遣寂寥。这犹如荒山野郊的一脉涓涓细流，即便无人问津，但依然默默流淌。时人见与不见，说它是清是浊，或好或坏，都不会改变它按固有的节奏，自由自在地奔向远方——那是心无旁骛苦乐随缘，爱恨自知此心悠然的常态。无他，如是而已。

上个月的文章，因篇幅所限，仅仅只写了我父母亲的前三次建房。还有两次买（并）房及之后的建房之事都没有写，现在续写以完整呈现当年我家建房的情状。

我家两次买（并）房子的经过是这样的。1979年秋天，二伯父家易地建房，就将与我家同梁合柱的一间房子，作价700元卖给我家。他家拆除厢房后，我家还得用黄石砌一间房子的前墙。为砌这垛前墙时能留一个窗洞，需要一块过墙板，到哪里寻材料做黄石山墙的一块过墙板？父亲与我为难了好一阵子。父亲思虑与“侦察”多日后，与我一起乘着夜色，到大队电灌站附近“偷”了根约1·5米长、10厘米见方的水泥条，以它为主，两边各放一根杂树做了过墙板。现在想来，当时真的穷得叮当响，啥也没有。至于留下的窗洞上没有窗门，一直到我结婚时依然没钱请木匠打窗门。直到两年后我妻子生了孩子，在家坐月子时才安装上窗门的。不过，配的玻璃还是远房侄子王长龙帮忙，从他单位的边角料中，划出几块小条拼凑而成的——那就是另外的无奈之事了。

1981年秋天，叔父家也易地重建，将无法拆动的、原来我父亲与叔父合建的、正中一间的前半间，作价450元卖给我家。叔父家拆除后，我家也要负责砌好西面的一垛大墙与一间屋门墙。必须说的是，1979年的700元与1981年的450元，在当年绝对是巨款。那时父母亲在生产队全年的收入仅仅100余元（1982年我老家才分田到户）。1981年我的月工资是38元。为了砌墙，缺10元钱时，我妻子向两个女同事各借了5元才凑齐，哎！一言难尽的心酸往事。

砌西边一垛墙还有个细节要说。一是按理可以将父亲与叔父1953年合造的一间半全买下来，但当时要价一千三四百元，我家没钱，买不起。二是沿着原来房子的宽度砌墙，省工省料也省心，但墙外到大路约有7·3宽的余地，父亲觉得够人家来造两间房子。农民意识浓重的父亲，为了圈住这两间屋基（宅基地），非得要向外砌出1·5米，这样砌墙后，他人来造两间房子就宽度不够了。如此做法带来的后果，当然是多出一排柱子与屋面用料的钱。我依从了父亲的做法，但砌墙过程中有人举报到了大队。大队干部先后两次前来我家阻止施工，使工程停工，但瓦木匠当天的工钱是要照算的，大工小工们的中饭还是照吃不误……这就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加重了经济负担。所以就有了上面说到的，我妻子一次借10元钱，是向两位同事各借5元的事。难乎？悲乎？奈何哉！好在那时我已经每月有工资，有了一定的处事能力，大队方面妥然协调，外扩1·5米砌墙也顺利完工。这两次买（并）房与向外砌墙，耗尽了家里的积蓄，也透支了未来两年的收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苏南农村家家户户由平房改建成楼房的风潮期。从1981年冬天至1986年春天，父亲就一直惦记着筹建楼房，我与妻子所有的工资收入，全部纳入筹买建筑材料之中。那时，我的两个姐姐已经出嫁，妹妹在外乡镇（华士）读高考补习班（1980年9月至1982年7月），每月需交几元钱的伙食费；14虚岁的弟弟我带着在山观中学读初中（1981年9月至1984年7月），生活费全用我夫妻的工资开销。1982年9月，妹妹考取徐州医学院（现徐州医科大学），父母亲没有现金收入，每个月10元的生活费，我必须在发工资后准时邮寄给她。因此，那时我儿子一年40元的独生子女费，也全部拿出来供大家庭使用。

我与父亲在老家建5间两层楼房，那真是吃足了苦头。有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自建房子经历的人，一定知道那时筹备建材的酸甜苦辣。不要说那时普通人家没有钱，即使有了钱，千方百计买各种材料就够你受的——求爹爹拜奶奶的经历五味杂陈，没门路难办事呀。比如钢材，4mm的浇踏步板，6mm的砌腰鼓，12mm的做窗栅子，22mm浇“牛腿”；木材需桁条、椽子、门框、门板、窗挺、窗条，等等、等等。那时真的精打细算到夜不能寐呀；最节约的用法要多少块楼板与檐口板，一有时间就浇踏步板；老桁条用铁板接了还要添几根新的，椽子铺望砖最小的要几公分……当然，最多的是干体力活：泡石灰、滤石灰，买瓦、劈望砖。别的不说，就是将砖头运到屋基上就要肩上脱几层皮。那时的农村道路，拖拉机基本上不能开到自家的屋基地，那就只能人力一担一担将砖头挑到屋基上。老实说，一担挑60块“八五砖”已经是蛮重的，6万块砖，你想想要挑多少担呀。我家的砖绝大多数是我与父亲两人，从约100米开外的公路旁挑到屋基上的。事情虽然过去了近四十年，但如今我好几次做梦，依然是在吃力地挑砖头的情景。那肩挑手拉负重之苦难，或许在记忆深处难以抹去。

整个筹办过程，我的弟子还是个孩子，他1984年7月才初中毕业。到1986年4月建房子时，连做小工还要人担心他安全的。那时他才19虚岁，（1968年7月出生）。至于多年后，他的妻子昧着良心说房子是他建的。我无需争辩，只说一句就够了：他能说出建房的任何一类材料，从何处购买及价格与运输过程吗？昧着良心说话办事的人结局如何，那就由老天去判定吧。1994年冬天，紧靠5间楼房后面又建了5间4米的两层辅房。连这次建房子，父母亲一生经历的建房过程就写完了。当然，最后一次建房，父母已经力不从心，而我已经在社会上有了一定能量，虽过程艰辛，但总体平稳。

上篇《六月忆父•房》一文中，我承诺有两处要详写，接下来就兑现承诺。先说第一处，我父亲1953年建房时那件惊动官府的事。

父亲与叔父1953年合建三间房子时，开始我父亲一个人在家筹建，我父亲的大哥就冷冷嘲热讽说，三福（我的叔父）要建啥房子，他朝鲜战场回来，洋房都有得住。这里必须说明一下，我父亲的大哥是我祖父的大儿子，按理说他应该是祖父母最期待，也应是最早成为家庭的帮手。弟兄4人中，他应该是最早成家娶妻生子的，但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在上个月的文章中发现，我父亲弟兄4人，大伯父恰恰是最晚娶妻生子。二伯父比大伯父早成家11年（孩子比大伯父家孩子大了11岁）。二伯父的妻子是姨表妹，姨祖母与我祖父母姐妹俩商量儿女婚配时，坚定地只许给老二，不准给老大。原因是大伯父成年后离经叛道游手好闲，说白了就是好吃懒做，一直与我祖父母的大家庭作对，且“车出水”（老家方言是吃里扒外的意思）。祖父在世时骂他是“绝灭子孙”（方言中一句恶毒的咒语）。父亲这样骂自己的亲生儿子，可见是多么的恨之入骨，绝望至极呀。多年间大伯父与祖父母及三个弟子势不两立视如仇敌，这就是多年间祸起萧墙的根源。

话题回到我父亲与叔父合力建房子上。叔父六个月新兵集训后，因朝鲜战场不需要兵员就回家建房了，但建房过程中发现木材不够，弟兄两人就乘着夜色到定山顶上偷了两根木头。这两根木头是架在山顶做军用飞机航标灯的，木头上有油漆编号。弟兄两夜里偷回来后当然藏得严严实实，但再怎么小心翼翼，夜里进出家门与搬运木头的动静，还是被家里的老大发现了。老大很有心计，他发现了弟兄两人的秘密后并没有声张，而是乘我父亲与叔父不注意时，悄悄将偷回来的木头上有油漆标号的木皮，用镰刀剥下来，自己收藏好。他等待时机，在房子建到中途时，拿着证据到乡政府告发，说他的两个弟子破坏军事设施。那时（1953年）的乡政府还是小乡，乡上面还有一级区政府，然后才是县政府。乡政府接到有真凭实据的告发后，觉得破坏军事设施的事情不小，不敢擅自做主，就立即向区政府报告。区政府接到报告，马上派人到我父亲与叔父的建房现场。那可是人赃俱获，铁证如山的一贴死药（老家方言，事已至此不可更改的意思），我父亲与叔父当场被戴上手铐带往区政府。在现场看热闹的老大难掩心中窃喜，颇有把握地说，房子还想结顶（完工）？要吃了几年官司（坐牢）后再说的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时，现场最惊悚不已的当然是我的母亲——23虚岁的文盲弱女子，抱着不满2岁的大女儿，那才是惊魂不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束手无策走投无路无可奈何……这是我母亲终生难忘的至暗时刻。

父亲与叔父被带到了区政府后连夜审讯，事情的来龙去脉很清晰，也很简单：兄弟俩建房子桁条不够，又没钱买，两人只能穷想法，就去偷了放在山顶多年无人看管的木头。区政府查清这木头确实是军事上当航标灯用的，但那不是共产党解放军搭建的，而是国民党军队遗留下来的。1953年解放军的飞机还非常有限，而这几根木头是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国民党空军的财物。说是军事设施吧，那是国民党的军事设施，说公共财物吧，那是国民党的遗留财物。区委干部们，再一看两位年轻的农民也是老实巴结的，其中叔父还有参加志愿军新兵集训的经历，关了2天就先将我叔父放了回来。关了5天后，领导想想我父亲这个文盲农民也算不上犯罪，就罚了一点款，也放了回家。这样，老大想让弟兄俩吃官司的“阳谋”没有得逞，父亲与叔父的建房虽经波折，最后还是完工了。对这件事，我父亲生前多次讲过，在写作本文时，我为了求证这件事的过程，上个月特地回老家，询问了现年83岁的邻居——他曾当过我队的生产队长，后来还当过多年我所在大队的支部书记。1953年我父亲与叔父被区政府工作人员铐走，他说他就在现场。现在一算，那年他已是12岁，正是小孩喜欢看热闹的年龄，所以与我父亲多年前的叙述两相印证，现在作为我父亲建房的一件重要事件记录在此。

我现在要详写的第二个人，当年我同一生产队的那个大队副书记，就是他1973年想看我父亲建房笑话的人。尽管他在70虚岁的春天就死了，事情也已经过去几十年，但他的丑恶嘴脸与恶劣行径，一直是我记忆中不可淡化的往事。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是这样的：“文革”期间上高中是要大队批准的。1973年我上高中时，他在大队里正有权，而且那时大队主要干部是分片负责的，在各自管辖的片区（几个生产队）可以一手遮天。他就千方百计阻拦，坚决不让我上高中。好在我家世代贫农，父母亲是老实本分的农民，我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女，尤其我在初中的学习成绩与表现很好，一直是班长与三好学生。学校负责招生的老师对他不让我上高中不依不饶，招生老师与在大队干部讨论名单时据理力争，后来是当时的大队书记一锤定音，决定了我上高中的命运。当年的大队书记现在已经89岁高龄，依然健康地生活在老家，他对往事还历历在目。即便到发高中录取通知书时，那大队副书记还扣住不发。直到开学报到那天，我所在大队的十几位学生上午已经报到，唯独不见我时，学校就打电话到大队，追问录取通知书有没有发给我。他知道事情已经瞒不住了，才极不情愿将通知书拿到我的生产队长家里，把我与父亲叫去，当着一屋子看热闹生产队社员的面，无凭无据胡言乱语恶狠狠地羞辱了我父子俩一番，然后将通知书摔在地上……

在那毫无法纪可言的文革期间，那人恶霸一方多年。他可以让我叔父怀孕的后妻，连续几天挂着作风不正的牌子，站在乡镇大街上示众出丑；他可以对看不顺眼的社员，大伏天站在田埂上晒毒辣的太阳；他可以任意将生产队里的公物占为己有，当然还有……读者朋友去想象文革期间权力不受监督时，一位恶人的所作所为吧。他在我老家一带至今口碑极差，虽然他已经死去十多年，但人们只要一提起他总是嗤之以鼻。因为不仅仅对我及我的家族，而是对任何人，办任何事他都是尖酸刻薄，总是用最小的权力最大限度地为难与算计他人。好在举头三尺有神明，善恶到头终有报。这样的人绝对不得好死，因为作恶多端罪孽深重，苍天绝不会饶过他。我至今依然相信，为人处世心术须正、立足社会人要善良，世间确有因果在。

回首过往，绝非牢记仇恨，恰恰是为了放下仇恨，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愿所有读者朋友像苏东波那样，拥有“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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